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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电影里，为何有这么多男人的眼泪？

原标题：他们的电影里，为何有这么多男人的眼泪？

北欧电影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这不止体现在白黑灰的宜家风布景，而体现为一种深沉的焦虑。苦思冥想，悲喜难决。

正如2020年获得欧洲电影奖的《酒精计划》，人物往往已不为生计担忧，而是在平静的生活下暗流涌动，在各种各样的情境中直面生存的意义和原始的焦灼。

用鲁因而可知迅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罪恶之下的真正洁白来。”

最好的例子是，当全世界都在如火如荼搞Me，too时，丹麦先是在2012年来了一部讲小女孩用性侵指控几乎让拔叔（Mads Mikkelson）身败名裂的《狩猎》，又在201如橡塑、金属加工、涂料油墨、个人护理、 包装、医药、食品饮料、汽车及再生能源等9年来了一部讲擅长为女性维权的律师继母诱奸未成年继子并在事败后迫使其自杀的《红心女王》。

而这样的文化创作深植于其社会背景之中。北欧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人们享有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上一代人交的税到这一代还没用完。当物质需求已不成为桎梏，精神需求就变成为首要思考。

宗教传统依然在社会中隐隐约约发挥影响，德先生和赛先生也不遑多让，再加上漫长的冬天和冬天少到可怜的日照，“上帝死了”这个问题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在北欧如此迫切。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只有北欧人能刨根问底不死不休地用电影追问人性和生存而不显得做作。

人性，太人性的。北欧电影对人性的拷问不同于韩国商业片那种噱头大于实质的“奇情”，也非黑色电影传统里的光明与黑暗交织的阴郁，而是在温暖的底色里散发出寒意，又在寒意中燃烧出炽热。

时不时地，电影还冒出几个北欧特色的冷笑话（北欧几国人经常以谁的笑话更冷互黑），让笔者一边笑一边扎心得像浑身上下被戳了一百个透明窟窿。这些焦心的情感体验与整体风格的冷峻一道，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体验。

拉斯·冯提尔已为中国观众熟知（事实上，他极端的风格让不少人称他为“疯提尔”）；道格玛95运动已为中国学者熟知；另有不少北欧电影因在奥斯卡和三大电影节获奖而为人熟知。本文将绕开这些，半是漫谈，半是安利，以几部相对小众的丹麦电影为例来管中窥豹。

首先值得一提的当然是2020年的《酒精计划》。《酒精计划》绝非一个与中年危机搏斗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我们在好莱坞已看过太多）。

我们应当注意片中那个羞涩、紧张的学生。按说他正处于生命中最璀璨的杨培安时代，按说北欧“高考”的难度与国内比简直不值一提。但他紧张到还没进入考场就要掉头放弃。只有在酒精的激励下，他才说出了几句克尔凯郭尔。

他和几位“酒精计划”的执行者互为映照。他只是比后者还早地发现了生命的可怕。他会顺利拿到学位，也许会费点周折但很可能也会找到工作，工作十年，还会在阳光灿烂的南欧海边买个小屋去过冬。

但是，然后呢？生活仅仅就是这些吗？酒神，高昂的酒神，人们虔诚地侍奉他，用欢聚和欢笑来抵御生活的无意义，影片可以在“Life is beautiful”的醉人旋律和拔叔的迷人舞蹈中戛然而止，但“如何活下去？”还是你每时每刻要面对的问题。

此类生存的焦虑是当代北欧电影的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

约阿希姆·提尔（Joachim Trier）最为中国观众熟知的大概是《奥斯陆，8月31日》（2011）：瘾君子离开戒毒所，亲人、朋友和社会都在为他重新融入社会努力。但他游荡在他们之中，格格不入，仿佛一切都离他如此遥远，一切都与他无关。

这或许就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他参加party，人们或饮或舞，热闹非凡，只是加剧了他的孤独。那些热闹在他看来说不定荒谬绝伦呢。太阳从未真正离开过极昼的奥斯陆，但光明和温暖亦与他无关。

最终，他在游荡了一个白天又一个黑夜后，在人们的笑声渐渐远去后，又给自己来了一针。

而他另一部稍近的作品《猛于炮火》（2015）则讲述了一个各怀秘密和伤痛的家庭：身为著名战地女的母亲无法抗拒远方的诱惑，一次又一次放弃家庭奔赴战地，父亲出轨以自我麻痹，名校社会学博士毕业的长子（“卷西”杰西·艾森伯格饰演）刚刚做了父亲，吴姵文却因为电影并未告知的原因而几欲逃离，尚在青春期的次子则孤僻自闭。

在约阿希姆·提尔的电影里，最令人感同身受的是突然的泪水和真诚的目光：前女友在医院偶遇卷西时眼眶突然盈满了泪水，弟弟在被暗恋的小姑娘调戏后突然滴下的泪水（疑似幻想破碎，滤镜裂开）。

我想，观众将无法确切地说出这些泪水的含义，却将想起自己少年时某个哭泣的清晨或午后，那时，还有人因为你的泪水而心痛。现在，也不知还有没有。

苏珊娜·比尔是另一个典型。虽然近年来她备受好莱坞欢迎，拍了不少商业片（其中中国观众最正常上升降落时熟知的大概是以抖森的肉体出名的《夜班经理》），但在那之前她可是拍了不少即使在看惯狗血剧见怪不怪的我们看来也堪称“狗血”的“家庭伦理剧”。

2002年的《窗外有情天》里，一场车祸改变了两个家庭的命运。肇事者的丈夫（拔叔）和车祸受害者（终生瘫痪）的未婚妻发生了恋情。2006年的《婚礼之后》是患癌的富商丈夫强行用钱买来妻子前任（也是女儿的亲身父亲）回国照顾母女二人。

2014年的《第二次机会》里，疑似产后抑郁的妻子因为摇晃婴儿而不幸害死了小婴儿。（摇晃婴儿综合症（shaken baby syndrome），指婴儿被剧烈摇晃后头部和身体受到损伤。）由尼古拉·科斯特-瓦尔道（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权游里的詹姆）饰演的警察丈夫利用职务之便偷来了一个毒贩的儿子安慰妻子。（她更有名的、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更好的世界》（2010），这里就不多说了。）

狗血，但合情合理，还极具张力。他们就像“电车实验”这类思想实验，将人性推到底线处，逼人做选择衡阳。而在激发思考的同时，这些电影也描摹了更具普遍性的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人们的生活早在悲剧发生前就已经破裂了。

《窗外有情天》里的丈夫或许早已七年之痒，所以即使女主角对他不置可否，他也决然抛妻弃子。

《婚礼之后》里的拔叔大概年轻时就相当迷惘，所以自我流放到印度而执意不肯回丹麦。这也是当今北欧不少年轻人的选择——花大量的时间gap year，周游世界，去第三世界做公益项目。

《第二次机会》里，我们也无从得知这个看似甜美和睦的中产阶级家庭是如何崩塌的，但妻子便是毫无征兆地发作，后又跳海。而后便是每个人的撕心裂肺。

在死亡的那一刻到来前，我们或许已生无可恋地死亡了无数次。而一些悲剧，又仿佛给死水一潭的生活讽刺般地注入了活力。或许我们的生活就是如此无奈：在生的面前无动于衷，在死的面前焕发生机。

甚至摇晃婴儿综合征这个设定也令人叫绝——堪称是蜜罐儿里泡大的北欧人，他们也许就是人类社文登会更加进步后，未来人类的样子。而他们的作死、纠结、迷惘，都以这个病症为隐喻讲了出来。

苏珊娜·比尔其实是非常克制的。她省却了癌症的段落而直接跳到人们往墓中最后扔一枝玫瑰。她省却了跳海的镜头而只让摄像机停留在空荡荡的桥上。她喜欢用摄像机急剧逼近人的眼睛。

在那里，我们看到人物睫毛抖动，眼神游离，想法飞速变动。这也是生命。在泪水之外，人要面对生活的浪头永不停歇地拍过来，要为自己和身边的人负责。

当然，这并不是说北欧电影就都沉迷于“狗血”。

相反，北欧人从不吝于自黑当代北欧社会的种种问题，如金棕榈奖作品《方形》即对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做了精妙的刻画和讽刺。本文安利的电影多为小格局，小故事，并不意味着小的格调。

一个或两个家庭间的纠葛也能成为一种悲悯的观察——所有人是如何滑向那个并无意义的终点。我们的生活不知怎么回事就糟糕透顶了，但还是要活着。

当然，也不是不可以去死。是在绝望中一意孤行地寻找希望，或者在认清真相后凭着勇气坚持，大抵都比浑浑噩噩要值得选择。这就是北欧电影的独特哲思和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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