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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娱乐网 2022-09-22 19:45:33

专访《小伟》导演黄梓:我对父亲的遗憾,都在这部电影里

原标题:专访《小伟》导演黄梓:我对父亲的遗憾,都在这部电影里

电影《小伟》里的最后一个镜头,一鸣和妈妈在房间里收拾父亲生前的衣物,同一个画框中,客厅电视上正播放着父亲生前持摄影机,和一鸣嬉闹的影像画面。

现实中,导演黄梓总是拒绝父亲过于亲密的互动,直到父亲去世前, 黄梓也没有答应父亲“同睡一张床”的提议。

但黄梓相信,在科学之外,父亲与这部电影会有冥冥中的连接。

回到电影最后的镜头,本来无人的固定镜头缓缓移动,一步、两步,走出房间,画面也逐渐过曝。

就像是父亲熟悉的脚步与目光。

文丨坎波斯

丨雷伊斯

罗大佑在歌曲《赤子》中,描述了一种纠葛的父子与亲情关系:

“一生人只一个 血脉跳得那样近

而相处如同陌生 阔别却又觉得亲

一生能有几个 爱护你的也是人

正是为了深爱变遗憾”

东方式的家庭关系中,似乎总存在爱与理解无法同频共振的情况。年轻人渴望一份理解,父辈却总以为对子女无条件的爱便是全部。

直到某一方的离开,原本的深爱成为永久的遗憾。

生活的遗憾,有时反而造就了电影的精彩。不管是李安导演“父亲三部曲”中,对于父亲威权形象戏剧性的解构;还是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如父如子》、《步履不停》等影片中,对血缘亲情的温暖观照,其实都可以看作子一代对东方式家庭的反思与和解。

到周爵了青年导演黄梓这里,他将自己漫长而躁动的青春期,父亲患癌前后的临终岁月,母亲面对变故时的艰难抉择,都放进了电影《小伟》之中。

一部电影,三个人物,几段时空。作为处女作的《小伟》,用一种去除浮躁的沉稳,足见火候的控制力,向观众展现了电影对时空的挖掘力度,和对人类情感的凝视深度。

黄梓导演向毒药讲述了他的电影故事。希望读者朋友能为佳片捧场,在影院和家人一同观看此片,你一定能收获一份对家庭与亲情的审视和体悟。

癌症阴影下,一个中国家庭的镜像

毒药:现在很多电影都在用所谓的癌症梗,可能很多观众已经厌烦这件事儿了,你怎么看待《小伟》中父亲患癌的段落呢?

黄梓:我在表达上会比较克制,我不希望过多地去渲染苦难,虽然描写苦难会是让观众共情的很有效的方式。但是我确实不喜欢把苦难都摆在台面上,让观众陪同那个角色再经历一次苦难,那不是我想呈现的效果。

毒药:影片中爸爸,妈妈的部分,你怎么将自己代入进他们的角色里呢?

黄梓:因为我拍这部片子的时候还不到30岁,所以对中年人面临的生活困难,以及精神层面的困境,我可能都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多年来,我对我妈妈和父亲有观察,也试图去理解他们。

电影里刻画的人物,也结合了过往我遇到的一些人。我会基于观察,还有家庭之间天然的纽带,以及我的人际关系,去想象他们。比如一个家庭妇女面临这么大的家庭变故时,她会面临怎样的精神困境。

毒药:可不可以这样说,创作这部电影时,是你第一次去换位思考父母的角色?

黄梓:对。因为出国之前,我那时青春期,肯定不太会换位思考,同时也觉得父母不会换位思考,认为他们从来没有理解过我。回国之后,和父母关系有些变化,但还是会争吵。

我觉得他们这个年纪也不可能再改变了,那只能改变自己和他们的相处方式。

拍电影也是我的一种方式。不管是交流还是自我探寻,我需要电影去做一些表达。

毒药:父亲患癌后,当时你在医院拍父亲的纪录片,父母面对镜头时有什么反应呢?

黄梓:我爸是无所谓的,我妈其实挺介意的。有时候她知道我在拍,她说着说着话就不说了。有时候我把机器固定在那儿,等我再进房间时,发现机器直接被挪开了。

毒药:父亲去世后,你跟妈妈的关系有什么变化吗?

黄梓:好像是好了一点。有时候还是会吵,但不会面红耳赤,更加点到即止吧。

毒药:妈妈看到电影后有什么反应?

黄梓:她没啥反应。(笑)她看哭了。当时参加影展,第一次放映时,我妈想来看,但我不同意,我说以后正式上映的时候再去看吧。结果她擅作主张,买了张机票飞过来看。

但我对她看哭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其实她比较眼浅,看什么电影都会哭。

毒药:写剧本的时候,有跟她交流过吗?

黄梓:他们都没看过我剧本。我在家里剪辑的时候, 我妈有时候会假装帮我打扫房间,然后偷偷瞄一眼,我就赶紧让她不要扫了。

毒药:父亲患癌之后,你说你有一种想逃离的感觉,这是你比较个人的反应,还是说病人家属普遍的反应?

黄梓:我觉得还是要看人。有一部分人,在遇到家庭变故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想逃脱。这种想法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跟人每天面对压力,面对整个家庭很压抑的氛围有关。你一直在忍耐,在无条件接受这些负面情绪,累积到一个点时,就会产生特别想逃离的冲动。

在电影里满足父亲的愿望

毒药:你在大学拍作业时,发现自己可能有拍电影的天赋,当时怎么发现的?

黄梓:可能就是跟其他同学的作品对比了一下,我觉得自己拍的比较好吧。然后我拍的时候自己是快乐的,有时候突然就想到一个特别好的镜头,或者一个非常好的表现手法时,感到那种灵光一现,我会有极大的满足感。

毒药:《小伟》里面包括三个部分,你觉得最难拍的是哪一个部分呢?

黄梓:难拍的主要是一些具体的场次吧。因为我没有画分镜,勘景勘了很多次,虽然心里也知道怎么拍,但可能有一些现场的效果不一定能达到。比如岛上的部分,爸爸进村的时候我希望是迷雾笼罩的氛围。我就跟摄影师商量到时候要放多少烟饼,但是不一定效果好。所以会有这种不确定性。

那场戏一开始拍效果确实不太好。那个村子靠海,风比较大,放烟的话一下子就被吹散了。后来我们进了屋子里,拍室内戏时,外面忽然下起了雪。我赶紧对摄影说赶快出去抓拍。

当地人对我说岛上有十多年没下这么大的雪了。

所以最后就拍了爸爸走进村时的雪景,我觉得最后营造出来的氛围挺好的。

毒药:看《小伟》的时候,让我想起杨德昌导演的《一一》,那部片应该对你有影响吧?

黄梓:对,影响还挺大的。包括写头几稿剧本时,会有意模仿杨德昌吧。包括写台词,会有一些说教感,也结合了一些与社会议题有关的评论。剧中人的状态也有点愤世嫉俗。

但后来我发现这并不是我真正想表达的。我当时只是把父亲刚离世不久后,自己内心的愤懑,用激烈的剧作方式和台词去呈现出来。

其实杨德昌的一些很说教的台词,并不是谁都能够驾驭的。台词背后是他对社会、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观察。那种刻画好像只有他能做到。

我要是依样画葫芦挪到我的电影中,其实很糟糕。后来我就推翻了剧本,还是按自己内心的表达方式,用没那么激烈的方式去呈现。

毒药:杨德昌导演对于社会议题有很深的切入,你怎么处理《小伟》里的社会议题呢?

黄梓:《小伟》里没有对社会议题特别显性地提取,我没有把重点放到社会议题对剧中三个人物特别剧烈的影响上。但《小伟》里面讲述到了癌症病人与家属的选择。

病人家属是不是愿意把病情告诉病人?剧中,治病的选择权其实落在了病人家属身上,病人很多时候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了亲人帮他做出的选择。

毒药:《小伟》中有场儿子张雨生跟父亲在车厢里,挤在一张床上睡的戏,这个段落来源于真实经历,还是创造的?

黄梓:就是写剧本的时候创造的。我小时候不敢一个人睡,就会跑济南试金静荷拉力实验机软件系统采取多线编程灰姑娘技术去父母房间,跑上他们床,睡在他们中间。但是长大之后肯定就不会这样做了。

但我爸有时候还是会调侃我吧。他是挺爱开玩笑的人,也希望跟我有更多的互动,有时会提出希望跟我一起睡1、数显式拉力实验机也称为微电脑型拉力实验机:测试数据直接显示在液晶屏上,但我都拒绝了。都是成年人了,还是要讲点道理嘛。(许玮伦笑)我爸生病之后,他又提过一两次,“要不要陪仪器根据国家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多年来对钢筋接头检测的经验爸爸睡觉?”但我没有答应。

所以我就希望在电影里可以满足他吧。

毒药:现在电影拍出来了,但是爸爸已经看不到了,你觉得这个表达还有效吗?会不会有一点后悔?

黄梓:没有后悔吧,你要说遗憾,可能多多少少会有点。但是如果我什么遗憾都没有的话,那也不会拍这个电影。 如果我是一个跟家庭关系很好、表现得很孝顺,跟爸爸妈妈能有效沟通的孩子,一家人和乐融融的那种,那我肯定不可能拍这个电影。

你说他离开了,看不到了,嗯......从现有的科学来说确实是这样,但我可能有时候会相信一些科学以外的,一种感知层面的连接。

毒药:电影里引用了阿基琉斯追乌龟的典故,这有什么考虑呢?

黄梓:这个典故大概意思是说,在某些条件下,比如把时间按秒、毫秒不停地细分,那么,阿基琉斯永远都追不上乌龟。只能不断缩短他们之间的距离,但永远都追不上。

这个感觉就像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距离,你想靠近他,想了解一个人,但好像永远也触碰不到。也像是生活中的一种希望,永远也达不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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